1940年10月，日军用飞机在宁波市区上空撒布毒物，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，造成了宁波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鼠疫大惨案。
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政策，致使前线节节失利，一溃千里。上海、南京、杭州……相继沦陷。
这时，宁波成为浙东沿海唯一的出入口岸。1940年10月28日早晨，宁波市的商店开始营业，突然警报狂鸣，人们惊皇奔逃。
接着，一架日军飞机闯入市区上空，盘旋一周，即向市中心区中山东路俯冲而下，在开明街口一带，投下一批碎散的东西。
据当时在开明街元泰酒店做学徒的钱贵法说：
“那时我只有14岁。这天敌机来了，老板们都逃避了，我仍守在店里，看见敌机掷下麦黍粉之类的东西，还夹杂着传单。我去拾了一张来，看上面印着一个太阳旗，还有几个字，说什么'中国人饿死了，皇军来救济你们’的一套鬼话。”
事过三天，已是10月31日的早晨，开明街东后街口豆腐店赖保生夫妇，突然双双死去。
因为头天晚上还是好好的，所以人们围在那里，好奇地探问，议论纷纷。有的人看见尸体发黑，说：
“这一定中了毒！”
接着，市里又连续出现死人：陈万生店夫妇俩同时死亡，同顺提庄死了二人，前街胜利昶西服店里死了四人，元泰酒店伤了四人……
于是，东后街一带的住户家里，连续发出了悲哀的哭声。有的死了儿女，有的死了老人，还有的一家人死绝了。
几天工夫，在这个地方，突然暴死了这许多人，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；附近居民都惊慌失措起来。有去处的便立刻逃往别处或外地，而穷苦人家，一时还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只好留在这里硬挺。
死人愈来愈多，哭声愈来愈大，弄得整个宁波市民惴惴不安，同时也吓坏了政府当局。
当时的国民政府鄞县县长俞济民，见到疫势如此猖獗，有不可收拾之势，便急忙召集医务界和地方士绅商议防治之策。
大家商讨后决定，成立一个“防治委员会”，设医务、工务、警务、救护、财务等处，并组织救护队、消毒队等等。
同时，由俞济民指派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分别担任各处处长。机构庞大，包罗万象，各项工作却是乱七八糟，不法之徒，也趁机敲诈。
起初，染上这种疫病的人，各自向宁波市的医院或诊所求诊。宁波各医院（中心医院、华美医院等等）都发现了这样一些奇特的病人:
——热度极高，头痛脑晕，步行蹒跚，神智有时不清，淋巴腺肿胀疼痛。
医务界有人认为是横痃，也有人认为是恶性疟疾的，各执己见，莫衷一是。
当时，宁波市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孙金（shi），眼看许多病人生命垂危，下决心要探查出病根。
他抽取了染疫者的血，制成血片，进行检查，结果发现病菌是鼠疫杆菌。
鼠疫这种可怕的疫病，在宁波疫病史上从来未有过。这一发现，使他大吃一惊。
病根找到了，他立刻电告宁波政府当局，说是属于类似鼠疫的疫病。同时，还把病人的血片送由县卫生部转省卫生处鉴定，最后正式确定是鼠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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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江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实际上，鼠疫在我国都是很少见的疫病。谁都知道它的可怕，既然已经断定，更增加了全市人民恐慌不安的心情，许多人东搬西逃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那时，宁波处在日本强盗的封锁之下，不但市上缺乏药品，就是上海也难以买到较多的鼠疫药品，可是染病的人、死亡的人还在不断地增加。
鄞县县长俞济民一听到是鼠疫，立刻下了紧急命令:
——“封锁疫区”
当时，由医务、工务处人员会同勘定：
东大路以南，开明巷以北，北太平巷以西，开明街以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划为疫区。
先是用草绳拦住，撒上石灰，作为临时封锁线。随后，俞济民派来大批军警，如临大敌地把疫区团团地包围起来；并在东大街、开明街近疫区的交通要口，也派军警站岗，加以把守。
接着，又沿着疫区四周，筑起一堵比平屋略高的隔离墙，仅在东大路和开明街各开一道小门，在门口设了更衣消毒室，备有防护衣帽，供防治人员进入疫区之用。
后来，又在疫区西南角开明巷空地上，建筑了两口大灶，凡从疫区里拿出来的东西，都须在这里进行沸煮消毒。同时，疫区内的房屋，也进行了几次硫磺消毒。
为了避免传布疫菌，还把疫区内的猫狗之类的家畜、家禽，全部毒死。
疫区里的居民，除少数于封锁前逃出的以外，其余的男女老少，不论他染疫的和不传疫的，全部统统把他们关起来。
钱贵法说：
“当局命令，封锁区的人，谁逃出去，就枪毙谁。”
他们把已染疫的发热病人，统统关在疫区内同顺提庄里，作为甲部隔离病院。
又把疫区内所有的人，关进开明街原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的大厅里，还把一些逃在外面避疫的疫区里的人，也一个个捉了回来，关在里面，作为乙部隔离病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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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鄞江桥的裕庆当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接着，又在开明庵内，设丙部隔离病院，有疑似染疫病人，立即由乙部转入丙部。
在病院四周，布满军警。疫区的人，好像是罪人。已染疫的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和救护；身体好好的，得不到行为自由。过去热闹的中山东路和开明街一带，顿时行人绝迹，成了人间地狱。
在鼠疫区对面开明街开小店的朱祖璇夫妇说：
“这里发生了这样大的灾难，可是当时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政府的官员以及医师亲临疫区，到里面去过；进出疫区的，大都是临时出了钱雇来的苦工。”
送进甲部隔离病院——同顺提庄的病人，有进无出，当局根本不顾百姓的疾病死活，所谓“防治”是防治反动统治阶级自身的安全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就不惜把染疫者活活逼死。
同顺提庄，名为“隔离病院”，其实这个所谓隔离病院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，而且就在疫区之内。
这里的病人，每天有大批死亡。高等医师根本不敢进来，只留下了几个管理人员，门口有警察把守。满屋的呻吟声和临死挣扎的惨状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市民染上鼠疫的，先是发高烧头痛，四肢淋巴腺发炎肿胀。体弱的就过不了这一关而马上死亡；一些体质较强的人，逃过这一关，躺几天又发病一次而死去；虽有幸存的，再也过不了第三次发病关口。
钱贵法就是100多个患者中挺过三关，死里逃生仅有的一个。据他说：
“我当时被关进了同顺提庄。那里简直是一个阴惨惨的人间地狱。满眼是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病人。有的突出眼睛死了，有的弯着身子死了。种种惨象，触目惊心，人死了，棺材抬进来了，抬进抬出，善后事宜，好像办理得很认真。
后来，我听到抬棺材的人说，这种棺材有活门的，抬到南门外义冢地，把活门一开，将死尸倒在一个深坑里，仍旧把原棺材抬回来又装死尸了。”
据钟辉说：
“那时市上的棺材，已搜罗一空，不敷应用。因而，更凄惨的事情发生了：一个人死去了，为了合一口棺材，就把另一个未断气的病人硬放入棺材里去合葬。
有的病人当被放进棺材时，挣扎着迸出最后的呼声：'我还没有死呀！’这真是世界上罕见的悲惨事！”
钱贵法说：
“染上鼠疫的病人，热度高，面孔、眼睛发红，口奇渴。一个病人口渴得实在忍不住了，爬到警察面前讨点水喝。警察用枪打他，还狠狠地说：'你都快要死了，还喝什么水！’这病人不久便死了。
还有一个病人睡在墙角里，我看到他爬到阴沟里去喝污水，不久也死了。我周围的人渐渐地都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那时，宝昌祥老板的小老婆也染上了这种疫病，宝昌祥老板有钱，买通医生来抽我的血，去给他小老婆医治，我就这样被逼抽了六次血。血是人最宝贵的东西，六次一抽，我这人眼睛突出了，神志不清了，脚提不起来，软了，人瘫了！
可是，他的小老婆仍然逃不过第三次关口，死了。最后，疫区内的房屋要烧了，反动派把我送到南门外荒野上董孝子庙这个所谓临时隔离医院里。在那里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几个从别部转来的病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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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代 宁波东门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这个所谓临时隔离医院，是一个荒庙，地址就在老龙湾埋葬染鼠疫而死的尸体的义冢地附近。
政府在那里雇工挖了一个大坑，深达一丈有余；所有已经死去的100多具死尸都层层叠叠地埋在一起。迁到那里去和死人为邻。
钱贵法说：
“我在那里被关了六个月，每天吃点薄粥。我想再不逃出去，性命要没有了，我决定想办法逃出去。在一个黑夜，我从一个洞里逃了出来，才算死里逃生。”
据钟辉说：
“被关在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大厅乙部隔离病院的所有疫区老少居民，他们仍然是好好的人，但是不准出去。每天也吃点薄粥和酱萝卜。
只要发现某个人有点发热头痛的病兆，就立刻转送入甲部病院。
疫区的人都知道，送入甲部病院，犹似进入虎口，那是有死无生的。每当一个病人被迫要送到甲部病院去时，他本人的哀求声和他的亲属的号哭声，响成一片；生离死别的惨状，我简直无法形容出来。
更凄惨更可痛恨的，是把原来不是住在鼠疫区的一个发热头痛的感冒伤风病患者，也送入甲部隔离病院。
后来，诊断不是鼠疫，可是既然进来，就不得出去。隔离了多天，这个病人受到跳蚤的鼠疫病菌传染，发病死了。”
据当时调查资料，疫区内一百几十户人家，全家死绝的有六至七户。中山东路宝昌祥内衣店一家共死了14人（其中职工10人，家属4人），胜利昶西服店死4人，死亡二三人的有好几户，先后死亡的有103人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十余人在“疫区尚未被严格控制前”已逃往外地的，后来也发病死了。
疫区被封锁了一个月，到了12月初，政府决定要把疫区里的房屋全部烧毁。认为:
疫区比较集中，又在闹市；同时在这一带街屋的地下，原有一条小河，在东大路扩建时，由毗连业主承买去建屋的，有的地方已经填实了，有的地方石板下面还是河浜，藏垢纳污，很难用其他方法彻底消毒。因此，决定采取焚毁全部房屋的措施。”
宁波政府当局呈请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陈万里核准后，决定于12月3日晚上实行烧屋。
当时，在这区域有房屋129幢。烧屋以前，当局严格限制每户只能拿取两担的细软衣物，进入疫区内拿取东西的人，必须付钱2元租用防疫衣服。
据亲眼看到现场情况的朱祖璇夫妇说：
“离开烧屋两三天前，群众才知道要烧屋了。日子近，防疫衣少，进出的门小，而要拿取衣物的人多。当时开明街上，一片混乱，呵斥和号哭的声音，响彻云霄……”
3日下午7时左右，俞济民下令烧屋。两个小组的放火人员，便手持火把，从两个门口进去，燃点好火种，马上退出。霎时烈焰腾空，火光冲天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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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代 宁波外马路上的行人 图片来自网络
从此，宁波市中心地区，便出现了一大块空旷场地，这就是当年的鼠疫区。在日本强盗侵占宁波时期，围墙已经拆去，沿街竖立起一块块大广告牌，上面写着什么“大东亚共荣圈”、“日本仁丹”等等。
宁波有史以来，从未发生过鼠疫，疫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国民党当局对疫源问题，在当时没有下过结论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也没有听见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过，有人甚至认为不是鼠疫。
但事实很明白，据医务处主治医师孙金说：
“毫无疑问，这是鼠疫！病人的血片，这是最好的最有力的证据。后来，经省卫生处和专家核对了症状及发病经过等等，更足证实是鼠疫了。”
钟辉说：
“按照一般医学理论，鼠疫的发生，必先有病鼠。由病鼠身上的跳蚤，把病菌传染到人的身上。”
开明街鼠疫区，当初到处寻找死鼠，没有找到。在染疫病人已经死去将近100人，离开烧屋前一个星期之时，才在东后街口南面屋顶上发现一只死鼠。
还有更可证实这种病菌，是日本强盗从飞机上投下的。凡是鼠疫病人的家里，都发现屋顶上、天井里、墙角边，有日强盗投下来的麦子、黍米、白粉之类的东西，在他们家里，发现很多奇异的跳蚤。
一些全家死绝和死人特别多的家中，发现这些东西——尤其是跳蚤，更加多而且密集。
在一些疫区，工作人员曾经捉到很多的跳蚤。这些跳蚤，色红，形体特别小，和别处捉来的一些大而黑的本地跳蚤比，显然不同。它是经过人工培养的。
种种事实，证明了这次鼠疫的发生是和那天敌机俯冲撒布黍、麦之类的东西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孙金说：
“从那天（10月28日）到发病的日子（10月31日），也正好与鼠疫传染后的潜伏期三天至七天相符合。”
“传布疫菌的，是跳蚤，而不是黍米、麦子、白粉之类的东西。跳蚤是凭借麦子、黍米之类的东西而撒下来的。
如果撒下这些麦子、黍米之类的东西，不是为了散布带有疫菌的跳蚤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审讯日本战犯。从日本战犯的供词中，证实宁波发生的鼠疫，是日寇开始使用细菌战的一次试验。
在《传染病学》一书中，也有日寇在宁波散发细菌情况的记载，摘录于下：
“1940年起，日寇开始在我国使用细菌武器，进攻我国和平居民。1940年10 月28日，由石井亲自率领一个部队，到宁波市上空，由飞机散布鼠疫。这次带了70公斤的伤寒菌，50公斤的霍乱菌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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